明万历年间真的看出了君主立宪的苗头?

 
  我一向不否认,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段历史。应该说,由于朱元璋对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皇权的威严被得到了无以复加的保障。然而,前一阵子看了些文章,某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明朝统治的末期。中国已经看到了君主立宪制的希望,根据就在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体制还能正常的运转。其原因在于明代有一整套文官集团班子。这套班子在施政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皇帝则更多的是一个象征,虽然他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已不怎么管事。而据说西欧的洋人那边鼓捣出来的君主立宪制度,就是从明代的文官集团中得到了启发。


   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个人认为万历朝的‘君主立宪,实际上是一种蒙蔽后人视线的烟雾弹,不是我不相信祖宗的智慧不足以萌发君主立宪的萌芽。而是我觉得,虽然说各种制度也较之前代得到了很大的完善,虽然明朝后期真的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但是另一方面,明代的君权较之历代却达到了一个颠峰。中国千年的封建忠君思想在士人心中也是根深蒂固。传统的惯性是非常强大的。的确,万历朝后期皇帝基本上都不管啥事,都是一帮子大臣在忙着治理国家,表面上好象真的出现了君主立宪的苗头。但我觉得那和西方国家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是形似而神不似,即在其‘民主的外衣下,骨子里披的还是封建君主集权,而且这种封建集权还是异常的强大。


   众所周知,君主立宪制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的方式,树立人民的权利,而限制君主的各种特权。虽说国家的元首还是君主,但是他却更多的只是民意的执行者,而非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民众。而万历朝的文官议政和其中本质的区别就是,君主立宪是人民给予君主权利。而前者只是因为皇帝的懒惰而暂时把权利放在了文官手中,让他们去治理国家。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那时的皇帝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万一他做的某些事情违反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那么他很有可能在百官的反对下不的不罢休。例如万历最后还是没能立爱子常洵为太子,而改立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常洛。这其中最大的阻挠就是来自百官搬出了皇明祖训而竭力反对。但是我想这里必须注意这样一点,即百官在这里起的只是阻谏的作用,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折子劝阻皇帝收回成命。妙就妙在这收回成命四个字。这表明了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里,只是因为被劝导了所以了才收回。但是若皇帝一意孤行呢,那么百官的劝阻也起不了作用,在群臣的心中。皇帝是君父。有着和父亲一样的地位,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当然父亲也会做错事情,儿子心里也明白,他们该做的事情只有苦苦劝告,但是父亲若听不进去。那做儿子的也只能叹叹气作罢。譬如在明代。群臣阻谏但是不起作用的例子也是不少。


   而在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君王的权利被各方面制蘅,而成了一个真正的象征。只能参与各种礼节性的活动,他的臣民可以很尊重他,也可以很拥护他。但是他的施政必须与民意相一致。而若是人民觉得君主的某些行为不合理,那么即使是君王。他想干某些事情也是得不到允许的。即国家的意志和君王个人的意志是不一致的。而万历年间的文官议政之所以造成,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皇帝的意志。对啊 皇帝老子想参政就参政。不想参政就回后宫抽大烟去。既然皇帝的意志体现于把权利交给群臣,让他们忙乎去吧。那那么群臣当然也就责无旁贷。那万一有天皇帝要把权利拿回来,自个乾纲独断呢,那么群臣也只好凭由皇帝一人“圣断”,这一点就在崇祯朝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由此的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万历朝看似“君主立宪”制度萌芽萌发的背后。还是其强大的封建君主集中制在起了作用。而我觉得这样不伦不类的政体反而不是件好事情。对于国家来说反而更是一种危害。西方的君主立宪。因为权利本身就在议会手中,所以人民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一起治理国家,搞好国家。即君主啥事也不管,那也只不过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养了这么一个:“象征”,而在万历一朝,情况就不一样了。皇帝理应是政事的带头者,即是象征也是实际的全国操纵者,而作为皇帝既然懒到这个地步,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那么下面的百官也就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于是乎,纲纪开始败坏,官员个个都只知为自己想,贪污腐化无所不能。帝国官员的办事效率变的极低,我想。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官员门变懒了。变自私了,而万历需要为其负首要责任。因为他在人民心中是“天下的父亲”,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接着。大明朝的国家机器就一天比一天开的慢,终将日薄西山。。。。


   就我个人的分析而言,以上的这点正是。让许多人迷惑不解的为什么明代后期国家变“民主”了,变“先进”了。却又反而变的如此衰败不堪的原因。而一想到“明实亡于万历”,这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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