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销制度严格复杂民众媒体密切监督

 

  公款吃喝这种国内司空见惯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却十分少见。在俄罗斯,一位政府官员如果想用公款请别人吃饭,严格而繁杂的报销手续会让他望而却步;在印度,很多政府公务员竟然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在欧洲和日本,政府官员在公款消费的问题上更是如履薄冰,因为媒体和民间团体一直在密切监督着他们……

 

  印度: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陈继辉报道:记者有一次到印度新闻局办事,竟然意外地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公务员在办公室里吃午餐。经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印度政府部门并没有食堂等后勤设施,由于中间只休息半个小时,因此许多人的午餐都是从家中带饭或者在街边小摊上解决。“那你们会不会经常借招待的名义到餐馆去吃饭?”没想到这些公务员对记者的问题一头雾水:“怎么招待?由谁来付钱?”

 

  印度经济增长学院的古普塔教授对记者解释说,除了极少一部分外事场合会有政府出面宴请外,印度总体上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自去忙各自的工作。由于每年所做的预算当中没有招待费这一项开支,发票不能用工作的理由报销。财政支持被切断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张罗着去请别人吃饭了。

 

  政府官员同样也不敢接受别人的请客吃饭。一些在印度做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想请印度官员吃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和官员本人的私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他们根本不会随便答应和别人一起到餐馆吃饭,因为一旦被媒体发现及曝光,政府公务员即便没有做损公肥私的事情也会“有理说不清”,公共舆论的压力甚至会使其最终职位难保。

 

  当地一些经营餐饮业的老板也对记者表示,他们平日里的主顾基本上都是进行商务洽谈的企业人员,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家庭或亲朋好友出来聚餐的。餐馆不但不指望公款消费能带来多大利润,而且对此还唯恐避之不及,因为一旦受到丑闻牵连的话,各种各样的调查将使其蒙受巨额损失。

 

  实际上,整个印度对于请客吃饭都不怎么热衷。记者经常向一些教授和资深专家做采访,对当地新闻不了解来龙去脉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向他们请教。久而久之,记者想按照中国的习俗安排“请客吃饭”来表示感谢。但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做法“非常没有必要”,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饭是一件既浪费精力又浪费钱财的事情,我们坐在这儿多交谈岂不是更好?”

 

  中印文化专家帕兰杰毗(中文名白春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印两国在吃喝问题上的文化差异:“在宗教影响下,印度人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甚至许多人成为素食主义者并且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对于他们来说,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去善待而不是伤害,因此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自己。”

 

  不过,印度虽然没有公款吃喝现象,但索贿受贿和挪用公款等腐败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印度和中国一样,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古普塔教授说。

 

  俄罗斯:报销手续太复杂

 

  本报驻俄罗斯特派记者马剑报道:记者在俄罗斯也很少见到公款吃喝的现象。无论是在俄餐馆还是在中餐馆,消费的大都是自己付钱的市民,相互之间推杯换盏互相敬酒的场面也不多见。记者的俄罗斯朋友几乎都没有公款吃喝的经历。他们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单位的财务制度卡得很严,报销手续太复杂。

 

  俄罗斯的经济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政府部门的经费并不充裕,许多单位根本就没有供应酬开支的费用;即使有,繁杂的报销手续也让人很头疼。

 

  一位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单位请人吃饭需要完成五步手续,至少三个领导签字才能顺利报销,整个过程耗时数个月。

 

  首先要在请客之前填写一张“请客计划”,详细汇报一下去哪儿吃,吃什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请客的目的是什么,之后再由领导签字,经批准后才能请客。

 

  吃完饭后,要保留饭店提供的发票,发票上需标明吃了哪些菜,喝了哪些汤,每个菜的价格是多少,此外,吃完还要报告请客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请客目的等等。“如果遇到了去外国出差,请客就更麻烦了,还要把发票都翻译过来。”这位朋友告诉记者,自己几个月前出差的发票到现在还没有报完。有时候为了省事,他干脆自掏腰包请客。

 

  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到餐馆就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莫斯科一家普通中餐馆里,两三个人随便点一些家常菜,可能就要花2000- 3000卢布(3卢布约合1元人民币)。昂贵的菜价使得俄罗斯人大都没有在餐馆就餐聚会的习惯。

 

  欧洲:媒体对公款盯得严

 

  本报驻比利时特约记者卓南报道:有一回曾与比利时的一家餐馆老板聊起各国人的吃喝习惯。他很有感慨地说,不同国家的顾客出手各不一样,欧洲国家的人手头把得最紧,因为他们大多是自掏腰包请人吃饭。偶尔有拿公款请吃的,但很少铺张浪费,吃多少点多少,绝对不会出现满桌菜肴。久而久之,餐馆里的服务生也养成了习惯,客人菜点多了就会随时提醒。

 

  在欧洲生活了几年,记者观察到,欧洲政府官员在吃喝方面公私分明,政府对此有严格的监管,而滥用公款一旦被媒体披露出来就会成为一件大丑闻。

 

  记者的一位朋友经常在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研讨会。他手头有一笔经费,本人签字就可以报销。即便如此,他每次出差时总要算得很清楚,该自己出钱的时候毫不含糊,很少想着去“揩油”。这不全是因为他的觉悟高,还因为一旦在预算审核中发现问题,丢了手头经费自不待言,还会闹得个身败名裂。

 

  几年前,时任瑞典副首相的莫娜·萨林购物时借用了政府为其提供的信用卡,尽管后来将钱还回去了,但经媒体揭露后,她不得不辞去现职。本来是热门的首相人选,却因借用信用卡一事断送了政治生命。

 

  就在前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应朋友之请乘游艇度假,被媒体知道后紧追不放,巴罗佐差点因此下台。记者参加过当时在欧盟总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亲眼目睹了记者们是如何“穷追猛打”的。当时整个记者会一直就没离开过这一“主题”。他们非要发言人解释清楚巴罗佐是应谁之请,邀请的理由是什么,等等。

 

  德国前央行行长威尔特克也因为公款消费丢了官。2002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柏林超豪华酒店阿德龙住宿4天,花销7661欧元。按规定,他本人可因公务报销两晚上住宿费,其余费用应由他自己支付。结果整笔费用都由德国央行属下的德累斯顿银行埋了单。此事经媒体披露后轰动全国,威尔特克不得不离开年薪35万欧元的德国央行行长职位。

 

  公款吃喝在欧洲难以流行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大多数欧洲人吃饭比较简单。一般的上班族,中饭经常是一份水果或沙拉打发。晚餐如一家人在一起,一个热菜就算完事。也有对吃喝比较讲究的,比如法国人。但讲究归讲究,公私仍是分明的。记者时常在餐馆看到当地人聚餐,大家围着长条桌高谈阔论,兴致高的时候还唱歌跳舞,但论吃喝却是各点各的,分手时都各结各账。

 

  日本:民间密切监督政府的公款使用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林雪原报道:记者在日本也很少见到政府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这和日本民间对政府的严密监督有着很大的关系。

 

  多年来,日本对公款吃喝并没有太多严格的规定。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很多时候,报销费用不必拿发票,只需填写单子,写明多少金额及用途即可。

 

  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他们时常向政府提意见,要求公开财务。在密切监督之下,政府官员自然不敢随便用公款吃喝了。

 

  这两年,日本外务省的高额机密费开支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之一。外务省的机密费又叫报偿费,其中一个用途是用于支付向外务省提供信息者的饮食费、报酬等等,究竟如何支出,一直不对外公开。2001年,外务省的机密费高达55亿日元,也就在那年,发生了外务省官员滥用机密费大吃大喝,并购买高级公寓的案件。这起丑闻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此后,外务省的机密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日本的民间机构——情报公开市民中心曾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外务省不公开有关机密费的文件是不当行为。今年2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要求外务省必须公开全部文件。这是日本有关机密费的首次判决,也成为日本限制公款吃喝的重要举措。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网上公开政务。5月12日《每日新闻》报道,福冈县前原市市长把自己的交际费公开,包括请客吃饭,以及参加婚礼、葬礼的开支等。公开的数据显示,他今年交际费比去年减少了20万日元,为160万日元。5月16日《每日新闻》又报道了日南市和延冈市的两位市长同样把项目和金额很清楚的交际费公开在网页上,以接受民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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